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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

2019-06-19 04:58 来源:京华网

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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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
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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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

2019-06-19 14:50:36 来源: 中国慈善家(北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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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明看上去像清汤寡水,节制、俭朴、缺少戏剧性。可如果说他乏善可陈,那就错了。他的野心在别处—改变中国人对体育的认知。

(原标题:姚明:在体育和体制之间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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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BA是声色犬马的名利场。它制造神话、巨星和富豪,也滋生赌徒、嫖客和瘾君子。

世界上没有几个群体像NBA球员那样—平均年薪六百万美元,高者上千万美元,但超过半数人退役几年即面临破产,或服役期间便债台高筑。他们有人吸食大麻,醉心于女人的被窝,在拉斯维加斯赌场一掷千金,在夜店当众撒钱,上千平方米的豪宅里满是保时捷、法拉利和玛萨拉蒂,养着游艇和私人飞机,甚至资助母国的反政府武装。最终,身体经不住挥霍和伤病,黯然收场。

天生偏爱“离经叛道”的记者们对之趋之若鹜,他们绞尽脑汁在这块是非之地炮制猛料,科比强奸案、乔丹嗜赌成性、艾弗森深夜把赤身裸体的妻子扔出家门……一个都没落下。2001年,美国联邦调查局(FBI)查封为名流秘密提供性服务的“黄金俱乐部”,牵涉乔丹、穆托姆博等一批NBA球星,更是被炒得沸沸扬扬。

相比之下,姚明NBA效力的九年让媒体失落。他刚入选NBA就把队友送来的美艳女郎拒之门外;媒体传言他约会黑人女星,他一笑置之;退役之前(2010-2011赛季),他的薪水是1768万美元,而座驾一度只是宝马745。

姚明看上去像清汤寡水,节制、俭朴、缺少戏剧性。可如果说他乏善可陈,那就错了。他的野心在别处—改变中国人对体育的认知。

篮球的人格思想

2016年夏,成都。

老款别克GL8的中排座椅与副驾驶间距0.8米,车内高度不足1.2米。拉开侧滑门,身高2.26米、体重约三百斤的姚明使劲把自己往里塞。他猫腰缩脖子,头还没伸直就被前排座椅顶住,憋屈地咧了一嘴。司机把姚明送到一所体育馆,那里被临时设为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(以下简称篮球季)四川省区赛场,31支校队在这里争夺6个晋级全国赛的名额。

“把大象关进冰箱拢共分几步?”小品《钟点工》里,宋丹丹说只要三步:“把冰箱门打开,把大象放进去,把冰箱门关上。”姚基金执行总监叶大伟喜欢引用这段台词,因为他的老板姚明像是那头大象。

画面忽然生动起来。一个被束缚的篮球人,要去解救被束缚的篮球。

与常规联赛不同,姚基金竭力弱化胜负结果—锦标的重要性。他们严格审查参赛队员资质,杜绝中国体育界普遍存在的年龄造假、借调外援等情况,引导运动员享受体育带给人的快乐,在竞技中学会篮球的思想—尊重规则、认同竞争、团队合作。姚明说,弱化锦标性是为了预防体育赛事的通病,“现在一旦有任何比赛,太容易被锦标所吸引,这就会产生为锦标而付出代价。”

姚明的自传《我的世界我的梦》中写道,“我的梦想是中国人能够了解篮球,现在他们不在乎你怎么打球,只在乎输赢。不是所有得分的投篮都是好球,也不是所有没投入的球都是坏球。”他说,美国的体育精神核心是勇敢尝试,在过程中展现个人价值,不像中国体育,以成败论英雄。“我们到底是喜欢这个比赛,还是喜欢这个运动?”

追根溯源,姚明发现篮球最初是教育工具,而非以获胜为目的的竞技项目。

1891年,美国体育教师奈·史密斯在他执教的学校发明篮球,几年后,美国传教士把它带到中国天津。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最早在中国推广篮球,之后的推广者不乏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和原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。姚明认为,人们现在对篮球的理解与它的起源和初衷有出入。“如果按照今天的理解来说的话,他们和篮球都没有关系,他们是教育家。”他说,体育的本质是人格教育,改变世界的是精神,不是肌肉。

竞技的代价

姚明和他的父母姚志源、方凤娣都是为比赛承受代价的运动员。

2019-06-19,姚志源在上海市第六医院心急如焚。妻子方凤娣分娩,进入产房十二个小时,还不见孩子出生。焦灼之时,有人来催姚志源去完成一项“组织派给的任务”。当天,上海九城运动会男篮决赛,已经退役的中锋姚志源奉调回来加强内线防守。来人要他把组织利益放在家庭前面—建国后,上海男篮从来没拿过冠军,上海市相关领导期待在主场战胜所有对手,“一雪前耻”。那时,“文革”结束才四年,先公后私的观念根深蒂固。

姚志源身高2.08米,方凤娣身高1.88米,他们曾分别是上海男篮和国家女篮的中锋。对他们来说,篮球是生命中的不速之客。中国体育运动在“文革”初期骤然降温,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政府逐渐重建专业运动队,举办体育竞赛,姚方由此被选入篮球队,为组织效力。行政力量对体育无孔不入又导致各级政府相互攀比成绩。方凤娣直言,打篮球是责任、任务,不是自己年轻时的梦想。而且,他们都早早退役了。《姚明传》作者杨毅说,这一批运动员原本是为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准备的,那年中苏交恶,中国拒绝参赛,“一代运动员的梦想就这样断了。”

为了责任而努力的不适感,也曾长期困扰奥运冠军、中国女子体操队前队长程菲。她的母亲告诉她,家庭的前途就靠她练好体操;她的教练告诉她,要拿金牌。“我不是一个热爱竞争的人,但责任感让我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做。”程菲说。

在中国,体育离政治太近,时常与国家利益、民族自豪感、集体荣誉、个人荣辱,甚至官员升降捆绑在一起。

中国体育界认为,体育与国家现代化进程一致。西方人借助鸦片战争向中国“出口”了以获胜为主要目标的竞技体育项目,是时中国正处于国防羸弱的清末,除了军政上抵御殖民统治,在竞技项目中打败外国人也是中国人洗去“东亚病夫”形象的重要手段。体育,成了国力的象征。

1949年,计划经济独霸中国,体育界随即建立了日后被称为“举国体制”的管理模式。那个时期,竞技体育的核心口号是“国内练兵,一致对外”。它强调体育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,弱化了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的重要性。这一理念和模式此后在一系列事件中强化并延续下来。社会体育研究专家、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卢元镇回忆,在1970年代,一场排球赛就够大学生上街游行、高喊“振兴中华”的口号。

进入20世纪80年代,中国更主动地融入国际体系,体育的荣誉和中国的荣誉更加“水乳交融”。中国体育界也发现了提高比赛成绩的捷径—兴奋剂。到了1990年代,服用兴奋剂成了中国体育界公开的秘密。

《袁伟民与体坛风云》一书回溯了中国体育界对兴奋剂的认识过程,当时有国家体委的人受苏联和东欧国家体育观念的影响,认为假如有利于提高比赛成绩、对运动员身体无害、国际上不被查出来,就可以使用。卢元镇说,那时体育界流行几句话,“查出来是兴奋剂,查不出来是高科技”,“查出来的是狗熊,没查出来的是英雄”,“技能类项目靠钞票,体能类项目靠吃药”。事实是,使用兴奋剂致死致伤的运动员比比皆是。

2000年,袁伟民上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时,中国运动员滥用兴奋剂已经引起国际公愤,袁高调祭出反兴奋剂大旗,其中一大理由也是“给国家丢脸”。他义正言辞地指出,兴奋剂问题是政治问题,关系到国家荣誉和北京申奥成败。随着对外交流深化,中国需要更“干净”的国际形象和声誉更好的体育外交。

“出口”姚明

2002年,姚明也背负国家的“光荣与梦想”,远渡重洋。他顺利征战海外的时机如此微妙—在他被放行加入NBA前一年,中国加入了WTO。杨毅说,姚明从上海男篮“出去”这件事,上海市某领导亲自表态支持,体育部门才开了绿灯。“这不光是体育圈的事,上海如果想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,就必须有叫得响的上海人走到国际舞台上去。上海要有‘名片’,所以,无论是从体育上,还是从政治上,姚明都应该出去。”鸦片战争一百多年后,中国体育出现了有力的“逆出口”。无论姚明是否情愿,他都被有意无意地塑造为中美文化之子、全球化之子。

姚明的到来轰动了美国。媒体问乔丹如何评价这个来自中国的大个子,乔丹说:“对这个孩子来说,他肩上的责任太重,不光是篮球,还有整个国家的期望。我希望篮球能成为他放松和快乐的天堂。每当你走上球场,你的心中必须一片宁静,没有人能够打扰你,你才能去表达真实的自己。”杨毅是第一个跟着姚明去美国的中国记者,他见证了姚明职业生涯的很多重要时刻,看到很多中国记者一采访姚明就是“你身上有十几亿人民的期待……”

姚明觉得这太片面。他并不反对搞体育运动是为国争光,但认为它不该如此单极化。“我希望中国的朋友们知道,我打篮球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自己。在美国人看来,如果我输了,那就是我输了,是我个人的事情。但对中国人而言,如果我输了,那就意味着其他人跟着我一起输了。他们总认为我是他们的代表。”姚明对美国记者何伟说。后者曾与他一起出席了中美人士交流会,何在他的书中记录了当时的细节:中国大使表示期待体育运动改善中美关系,而姚明发言不到一分钟,且根本没有提及双边关系。

做运动员时,姚明努力将自己和篮球之外的世界隔离开,但始终牵挂为国征战的梦想。

2019-06-19,时任篮协秘书长李元伟的电话突然在深夜响起,来电者是姚明的中方经纪人陆浩。他带来了坏消息:姚明左腿腿骨严重骨裂,可能葬送职业生涯。此前姚伤病频发,多次手术。李不敢想象中国男篮没了姚明,北京奥运会怎么打。

但姚明的公开表态让李吃了定心丸。姚说,无论付出什么代价,都要去打北京奥运会。医生提醒他,一意孤行的结果可能会造成他永远无法打球。姚明犹豫许久,说不管怎么治,必须要保证他能参加奥运会。“如果这次我无法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,将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。”

考虑到需要尽早恢复体能与国家队磨合,姚明不惜透支身体,骑自行车,练上肢力量,游泳(包括在泳池里跑步),身体实际恢复的日程比医生的预估提前了一个月。中国男篮在他的带领下赛绩可嘉,击败德国队时,他跑到混合区向全国通报中国男篮杀入前八强。

“我们非常骄傲中国终于能够举办奥运会,对我们国家来说,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就。”多年后,他仍然怀念那晚遍布鸟巢的五星红旗、欢呼声和呐喊声,“在那些欢呼声中,我们获得了力量。那晚之后,我觉得我们可以挑战世界。”

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

不过,有些事情,姚明拒绝配合。有一次,篮协把国家队带到酒店应酬,只有他坚决不下车。他的不服从,还引发过轩然大波。

2003年5月,可口可乐公司在没有征得姚明授权的情况下,推出印有他形象包装的产品,该包装还有另外两名时任国家队队员。姚明团队随即与可口可乐交涉,要求产品下架,后者回绝,坚称已获中国篮协许可。协商无果,姚明在上海将可口可乐告上了法庭,理由是该公司侵犯肖像权,要求其公开道歉并赔偿一元钱。

篮协依据国家体育总局(原国家体委)1996年公布的505号文件—在役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属国家所有,自作主张将姚明的肖像权卖给可口可乐。但《民法通则》明文规定:“公民享有肖像权,未经本人同意,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。”

这起官司牵涉明星、巨头企业和国家行政部门的利益和权利,最终以庭外和解落幕。中国新闻界和司法界并不认为它是简单的商业纠纷,而是体育体制和运动员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。中国体育界流行的观念是,运动员在被选拔、培养、过程中,国家投入大量资源,运动员成名成才后应该心存感激。当时,可口可乐是中国体育界和中国篮协重要的资金来源。

责任说再次出现。有人指责姚明不顾国家利益,姚自称是在维护公民权益。这件事结束后,姚明向何伟表示,他一向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,但也不能这么忽视自己的利益。“就这次官司而言,我觉得它符合我的利益,也符合其他运动员的利益。如果其他运动员在今后遇到类似的情况,我不想听到有人说:‘嗨,人家姚明都没有告状,你为什么要告状啊?’”姚说,他希望成为第一个不这样做的队员。“不是为我自己,而是为我后面的队员们。”

2006年,505号文件被宣布废止。替代它的新文件继续强调国家、集体在运动员成长路上的价值,但认可姓名、肖像、名誉、荣誉是运动员的无形资产。

不过,姚明终究没能掌控自己的命运。

2008年,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。第二年,他做骨裂复查发现,裂痕非但没有愈合,反而变大了。那时,他原本打算去探望四川灾区—汶川地震发生后,他成立了姚基金,援建希望小学,支援灾后重建。结果,伤病报告先给他来了一场“大地震”。之后,他半退隐。

姚明的职业生涯因伤病草草收场,国家队和中国篮协被推到风口浪尖。

前往NBA选秀前,姚明跟中国篮协签订了协议,保证随时回国参加国家队必须的训练和比赛。这意味着他要长期双线作战,既要忙着为火箭队争夺NBA总冠军,也要尽力帮中国国家队抢金牌。“没有这么用运动员的。”杨毅打抱不平,他说姚明每个NBA赛季要打八十多场球,每年夏天还得为中国男篮打四大赛事,“连轴转,铁人都扛不住。”除了比赛,姚明还同时承受两边日复一日的繁重训练。何伟说,如果中国国家队因为训练量不足而输球,教练会受罚。

火箭队队医基斯·琼斯说:“这是你我永远都不可能体会到的,这个国家有太多的人喜欢篮球,他不能让那些景仰崇拜他的人失望,他能做的只有不断坚持,甚至以伤害自己的身体为代价。”这个评价避开了火箭队的责任—NBA从未摆脱过压榨、过度使用球员的诟病。姚明自己对训练强度的要求也很高。起码可以确定一点,姚明屡次受伤,与过度疲劳直接相关。

关键在于,面对残酷,个人意愿处在什么地位。“NBA是他的梦想,他必须打,而且肯定全力以赴,他的性格不可能打打歇歇。与此同时,姚明也不可能为了NBA放弃在国家队的责任。”杨毅说,为国出战是姚明为之付出代价的梦想。或许正如程菲所言,竞技总是和枯燥、伤病、残酷联系在一起,但如果运动员一开始能有自己的意愿,还是会热爱竞技。

让体育人性化

篮球评论员徐济成说,如果姚明没有受伤,2016年正值当打之年。姚明则说,他宁愿赶紧去打开一扇新的“窗户”,开始新生活。所以,当中国运动员在里约奥运会逐鹿冠军宝座,他正倚着“窗户”看风景。

过去几年,姚明在学习、工作和慈善上的时间各占三分之一。

姚基金篮球季是姚明实现其慈善理念最重要的项目,它提出“以体·育人”,把体育当成教育来做,而不是培养下一个去NBA的运动员。目前,篮球季已经在全国近四百所希望小学,为三十多万人次进行了篮球培训。

姚明认为,现有体制使资源和关注度向塔尖集中,而他更愿意守护薄弱的塔基。同时,姚基金聚焦体育、艺术等副科教育,那是薄弱中的薄弱。“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比较紧张,往往会把资源优先投入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学科,比如数理化,艺术和体育就会相对匮乏,我们做的都是补短。”

姚明的话语含蓄而传统,“以体·育人”的口号不显山不露水,补充教育短板更显温和。叶大伟则直白得多,他强调了公平这个词。他直言,很多乡村在体育和艺术类上的教育,和城市比起来,就是0和1的差距。叶一语双关地说:“姚明比我高。”

姚明相信体育有改变世界的力量,前提是回归教育,让孩子享受快乐、塑造人格。

中国的教育体系将文化和体育分离,具有运动潜力的人在幼年期、童年期就被集中到体校经年累月地训练,自由选择的空间并不大。足球运动员高雷雷曾抱怨,他的身高练体操太高,练篮球太矮,只能选择足球。“篮球不要的,体操不要的都去踢足球。”姚明的身高更没得选,只能选择篮球,但刚开始,他一点也不喜欢它。“我九岁就进入体校练习篮球,一个星期有六天,每天都是机械化地重复训练。那时候,我没在篮球上找到多少快乐。美国的教练就不一样,他们鼓励孩子做自己喜欢的训练,因为体会到快乐之后,孩子就不会失去对篮球的热情。”

他欣赏美国体教合一的体系,学生可以学习文化知识,并充分选择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。“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深入到骨髓了,体育活动、艺术活动、学生社团活动在学习中占很大一部分,每个学校、每个系、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球队。”在美国,教练鼓励孩子的个性和兴趣,各种体育项目拥趸者众,父母可以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去给孩子的比赛捧场。

姚志源、方凤娣深知体教分离、机械而强势的培养方式对运动员伤害深远,曾经反对姚明选择职业体育的道路。所以,姚明退役后就到上海交通大学补修文化课,这是他曾经对父母许下的承诺。他十七岁与上海东方大鲨鱼俱乐部签约时,连高中都没毕业。“那时候我答应我父母,哪一天我退役了,我一定回到学校,把高中和大学的学业全部完成,说到要做到。”

姚明毫不讳言“不同的植物养法不同”—集中培养少数人的模式让某些项目接连夺金,但在篮球等项目上则相反。他口中的夺金项目,是体操一类的中国传统强项。但这些项目现在同样受到了挑战,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后备人才难以为继。程菲正在参与国家体操中心一个改革项目—快乐体操俱乐部,该中心意识到,举国体制正在失去吸引力,愿意把孩子早早地送到体校摘金牌的家长越来越少。快乐体操俱乐部是新的探索路径之一,其目的是让孩子感受体操的乐趣,把所谓“要我练”转变为“我要练”。

公众对体育的看法也日渐转变。2016年里约奥运会,中国代表团赛果不彰,社交媒体上表现出难见的从容情绪—既对获取奖牌感到自豪,也鼓励落败的运动员。“公众的态度肯定还是有一定变化的,从以前纯粹看作是为国争光的比赛、竞技和任务,慢慢开始转变到能以一个更轻松的心态去看待和享受奥运会。”奥运冠军、前中国体操队队员刘璇说。

姚明提醒,中国篮球也要抓紧改革。

在学校里,姚明学会了如何耐心地去完成一件事。到了这个年龄,他越来越发现,不能像做运动员那样只争朝夕,很多东西必须要花时间去等待,比如体育体制改革。

不过,中国运动员不再完全是温顺沉默的夺金机器,他们越发在意独立意志和个人梦想。(参考资料:易小荷《NBA七宗罪》、杨毅《姚明传》、何伟《奇石》、央视《开讲啦》、《杨澜访谈录》)

郭瑞超 本文来源:中国慈善家 作者:章伟升 责任编辑:郭瑞超_NF20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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